Next Magazine （文章由鄭美姿撰寫，希望讀者可以多了解我）
公雞一啼，太陽給吵醒，天就亮了。
但森林裡一群夜貓子，只在晚間出沒；當晨光升起，他們都怕得倉皇逃命。
於是大家認定，只要把公雞殺掉，日光便不會普照，生活將得享太平。
在菜園村村口一棵朴樹下，譚蕙芸講了這個故事的一半。她是《明報》撤換老總事件中，有份「傷害明報」的人；罪狀包括出席《城市論壇》，反對馬拉籍老總空降、在《明報》的副刊專欄開天窗抗議，並組織舊生會進行聲援行動。
她笑，笑容很牽強，左邊臉有點歪：「十年前我在《明報》做記者，採訪沙士新聞，一晚半夜收工，見到月亮覺得好心寒。那時全世界唔覺得有事發生，記者在前線卻發現大禍臨頭。今次竟有相同感覺，普通市民唔在乎，行內人好驚，我哋聞到𤓓味了，要點樣話俾出面知？」
不同的是，當日報館高層和前線心思一致，今日記者形單隻影。如果明天真的再沒雞啼，這個森林將有何下場？
譚蕙芸喜歡自嘲，有時坦白得令人難以招架。星期日她一個人去菜園村耕田，也不耐煩約朋友，於是一大幅田野，除了菜心和芹菜，就得她蹲着除雜草，右耳塞一個耳塞，聽電台節目：「我係天煞孤星。」
雜草一般很茁壯，要把它們拔掉很花氣力：「人生也一樣，通常你養住好多雜草，要除去佢真係好痛苦。」多數人喜歡收割，但她特別鍾意除草：「雜草永遠除唔完，這個星期除咗，轉個頭又生番。哈，我係咪好有強迫症症狀？」記者語塞。
信箋
《明報》突然撤換老總的新聞爆出後翌日夜晚，譚蕙芸收到父親來自加拿大的電郵。平日只會問她食咗飯未、夜唔夜瞓的老父，那天用手寫板傳來幾個標楷體：「任重而道遠，阿女。」「我爸是移民加拿大廿幾年的保守華人，在那邊日日睇加東版《明報》。他成世人示威遊行都未去過，卻給我傳來這幾隻字，我差點就要哭。」當日她本來收到港台節目《議事論事》的邀約，請她接受李鵬飛訪問評論一下《明報》事件，她因為害怕走得太前而推掉，父親那封電郵令她覺得自己很懦弱：「連我阿爸都咁講，我怎能退？第二天我即刻打番電話俾港台，反口話要做，下午就去錄影。即使對住飛哥真係好驚。」之後她把這個小故事寫進副刊的專欄裡，取題「任重道遠」，隔空向父親致意。當她期待老父在彼岸會心微笑時，誰料卻收到父親打來的長途電話，並聽到叫她更意外的回覆：「爸爸問我，女，點解你個專欄俾人抽走咗？」逢星期一見報的專欄她寫了七年半，這是第二次叫遠在加國的家人，讀不到女兒的短箋。她啞了口，老父依然大惑不解：「唉，陳惜姿又冇咗，馬傑偉又冇咗……李柱銘都冇咗！林燕妮就有喎。」廿幾年前因為六四事件而怕了共產黨，在玫瑰園年代離開香港舉家移民的四口子，大概沒有想過，有一種恐懼，似乎隱隱然又回來了。
沙士
沙士那一年，她在《明報》當記者，人工九千蚊。《明報》出名工時長，故她用四千幾蚊，租了一個距離公司最近的單位自住，方便每日戴月荷鋤歸。在夜晚的嘉業街，她安撫過一隻被遺棄的小貓，也試過因着一輪明月而心寒。那一場仗，香港死了二百九十九人，其中六人是殉職醫護。而她最記得的，是劉錦蓉。蓉姨是病房助理，五月底離世，六月初舉殯。那天早上，傳媒蜂擁報導蓉姨的大殮儀式，譚蕙芸記住了靈堂上布滿的白蘭和玫瑰，以及祭台上兩盞富氣派的水晶燈：「政府規格的喪禮，很豪華。」同日夜晚，她去到紅磡一間殯儀館，按消息找上了劉府的靈堂。一個伯伯低頭燒元寶，幾個親友坐着摺金銀，堂上是樸素的布置。她站了良久才鼓起勇氣上前，硬着頭皮問道：「我是《明報》記者，請問這是劉錦蓉媽媽的喪禮嗎？」劉爸爸友善受訪，也願意拍照，倒是譚蕙芸自己心上有疙瘩，她不住吃力解釋為什麼報紙要拍這張照片。訪問做完，照片拍好，她和攝影師離開殯儀館，趕回公司寫稿，就在街頭一個轉角位，她失控大哭。因病昏迷了好一段時間的劉媽媽，不知道女兒在自己身故後三天，也撒手塵寰。女兒上午大殮，媽媽同日夜晚設靈。譚蕙芸那一刻心想：「睇到她的家人，你就知道香港人為此付出了幾沉重的代價。風光大葬也補償不了，只望不要隱瞞疫情。我第一次明白新聞的公眾利益所在。」
失控
幾星期前，她接了一本親子雜誌的freelence訪問工作，受訪者是中大校長沈祖堯。採訪尾聲時，本身也是醫生的校長，謹慎地問了一句：「你的臉，緣何如此？」她曾經覺得自己的臉，讓她只能做一個文字記者，永遠低着頭去寫稿。直到六年前，她收到有線新聞高層馮德雄的一通挖角電話。「他說想搵我做電視記者，做一些深度古仔，我怕得立即推掉。半年後他再搵我，見面時我同佢講：你睇清楚我個樣，我塊面歪的。」馮當時的反應是：「冇嘢喎，幾好呀！你唔講我真係唔覺喎！」那是九五年的冬天，譚蕙芸放學後駕車前往一個華人電台做兼職。車子在高速公路失控，撞冧了燈柱，剷上了石壆，油缸漏油，她不省人事。一個男人看見，爬入爛車裡替她熄掉引擎，報警。她左邊身重創，左邊臉癱瘓，情況最差的時候，不能走路，左眼簾不能合上，每晚睡覺時要用膠紙把它黏着。她心裡頭曾經寧願自己遭逢任何形式的殘障，但也不要一塊歪的臉：「你以為自己正在控制軚盤，但事實是人生根本是失控的。」
「我個心好有芥蒂，唔覺得這個樣子可以上電視。但阿馮答得好堅定，我才第一次覺得，可能我塊面真係唔太歪？」當電視台記者的日子，她有過不少出位的表演。例如走落泳池，濕身報導為何游水也有機會中暑。有一次，發生一宗人蛇匿藏車底偷渡來港的新聞，她又在鏡頭前鑽入車底，出來時一身油污。有人嫌她這樣做搏出位，但她卻覺得好合理：「講游水中暑的古仔，沒理由著套裝在中環報導吧？」不過她記得至深的，是一宗工業意外。何文田一個屋苑，有班維修工人正在搬動叫風機的大型機器，但因安全措施不足，風機失控撞牆，夾死了一名工人。譚蕙芸去到現場後，沿着那條斜路走了幾次，赫然發現某角落有一個閉路電視鏡頭，她遂向看更索取錄影帶。「一般來說餅帶一早給了警方，但不知為何，雖然那時警察已在現場，但又未查問看更，故此我便把整個事發片段copy了。」這個震撼的錄影，令這宗本來應該沉底的新聞，不斷在新聞台反覆播放。「我發現原來記者的主動性，有可能改變件事的重要性。有了片讓人一睇就知所謂工業安全可以幾求其，工人的權益可以幾被漠視。」
耳聾
她在《明報》副刊的專欄，寫了七年半。這個逢週一見報的方格，稿費二百幾蚊，價賤但情重。身在加國的父母，把女兒每一篇文字都視為家書，小心翼翼剪存在相簿裡，至今已有二百九十幾篇。但其中有兩篇不在裡頭，一篇是因觸及《明報》事件而被抽稿的文章「任重道遠」；另一次的脫稿，則是五年前的事。那天她拿住有線電視咪牌，走到鵝頸橋街巿，報導呃秤新聞。做直播的時候，左耳突然聽不到聲音，醫生確診為突發性失聰，估計是當年車禍的後遺症，須立即入院。誰料她一病不起，左耳失去逾七成聽力之餘，更被嚴重的耳鳴折磨；呃秤新聞，成為了她最後一個幕前的記憶。「原來你真的永遠不知道，哪一次會是最後一次。」耳聾的世界，好嘈。「環境的噪音被放大，加上尖銳的耳鳴，廿四小時如此。我幾近崩潰。」絕望的時候，她連續六十幾天每日清晨六點出門，去深圳睇高壓氧求一個憐憫。那是一艘挪亞方舟，八點鐘關上艙門，十幾個病人換上消毒衣擠進去，拿起氧氣罩就聞。乞求救贖的有患舌癌的醫生，有三樓掉下來手腳癱了的青年，也有譚蕙芸。最後洪水沖來，方舟關門啟航。她耳患未醫好，又患上抑鬱症，打敗了仗，第一次脫了稿。在加國的父母一如以往上茶樓，讀《明報》，第一次在約定的日子裡，看不到女兒的方格，便知道她出了事，而且大事不妙，翌日立即飛來香港照顧。最壞的日子，望着天她覺得天很灰，連一口空氣都滿載憂傷：「記得我同恩師馬傑偉教授講，我一起身，覺得周圍全部是哀愁。」
太平
她耳朵聾了的時候，幻想日後若能再當上記者，便是最幸福的事；後來患上抑鬱症，連家門也不敢踏出半步時，她幻想日後若能有勇氣搭𨋢落樓，便是人生的最大成就。最後她花了一年時間，去收拾這條已百孔千瘡的命仔，今日在中大新聞系當上了講師，期望自己可以長命一點：「夠長命先會睇到好多人生的起承轉合，才會match到原因，否則人生總是處於一個令人很費解的狀態。」上星期，逾九十個來自大專院校的學者，發起聯署行動撐《明報》前線員工。會上出現了很多少見的低調的面孔，召集人蔡子強揚言學者太後知後覺，為「來晚了」而致歉。記者會結束，譚蕙芸上前抱一抱陳惜姿，又走去握蔡子強的手道謝，被陳惜姿形容她有如結婚散席了要送客。「若新聞界愈來愈萎縮，我們在課室裡還有什麼值得教？有內地學生跟我說，老師你教的採訪技巧是好，但我返到內地未必用到。我好驚，有一日香港學生也這樣跟我們說。或者如果有一日他們問我，當年發生《明報》事件，我有沒有阻止過，我要怎麼交代？」就如森林裡那一隻公雞給殺掉了，從此不再有雞啼，但太陽還是如常升起，這班動物卻永遠失去了預警。「難道你以為除去了報紙上刊登的壞消息，世界就得享太平？」十八歲那年她隨家人移民加國，由北角的家搭車直駛機場的一程車，他們全家人沒說半句話，深深的有一種連根拔起的哀傷。「但如果有一日香港所有空間都窒息了，我發現自己所託非人，也要學識將感情抽離，只是去機場的時候，我一定含着一泡眼淚。」
A070–073 | 時事 | 非常人語 | 2014–01–30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