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夏天，香港青年去歐洲賣藝

去年夏天，我以記者身份跟隨了一個「賣藝團」到歐洲。參加者是十多個廿來歲的香港青年人，他們用一個月時間跑遍歐洲四個城市，為的是想體驗一下「賣藝」這回事。

帶隊的是龐一鳴，幾年前他在香港推廣「一年不幫襯大財團」為人所認識。原來龐一鳴自己多年前在旅遊期間，初試在異國賣藝，旋即愛上，回港後便籌劃賣藝團向港人推崇這種另類旅遊。他深信，一邊賣藝一邊旅行才能融入當地文化，是一種跳出吃喝玩樂港式旅行comfort zone的體驗人生好方法。

這個團有一些規舉看似苛刻，例如賣藝當天若得不到打賞，賣藝者便要挨餓。未起行之前，我以為參加者個個身懷絕技，最少也懂得「噴火」夾band或者表演慾旺盛，怎知，大部份人也是平凡後生仔，有些人一門技藝也欠奉，部份參加者性格還十分內向。

譚蕙芸

我們一行七人紀錄片攝製隊，全程一個月跟隨這個賣藝團。頭三站是匈牙利布達佩斯、奧地利維也納、捷克布拉格。玩法是這樣的，未起行前，參加者已在香港練了幾首「無伴奏合唱」（Acapella）傍身，主打英文流行曲如《Stand by me》,《I’m Yours》, Justin Bieber的《Baby》等，另加一兩首國語歌。龐一鳴解釋，歐洲街頭賣藝形式主要為獨奏或數人樂隊，少見一大群人賣藝，十多人一起清唱，有一定「賣點」。

最初看他們排練，我心想，這班沒特別音樂訓練的亞洲人，奇裝異服像幼稚園「唱遊」般，在大庭廣眾下戴上廟街有售的那種中式面具唱國語歌，耍幾下雜技玩cup song，會否有點「小學雞」？外國人受落嗎？還要真金白銀掏錢支持你？我承認，自己心裡常出現這種「妄自菲薄」，對同行者批評得頗harsh的壞心腸。但賣藝團完畢後我要懺悔，原來我的觀點太「港式」，歐洲賣藝講究的不是這些。

龐一鳴沒錯，Acapella在歐洲反應不錯，最令人意外要數在維也納。在這個莫札特故鄉，號稱「音樂之都」的城市，路人反應最熱烈，在市中心的Stephenplaz廣場，圍觀人數閒閒地過百，更有印度Bollywood電影製作隊借用我們做拍攝背景，還有金髮小孩子走到我們之中一起扭屁股，穿戴整齊的紳士拖着狗兒來打賞，身患殘疾露宿者也一起聞歌起舞。某下午維也納下了一場過雲雨，Acapella移師地鐵站快閃演出，引起人群包圍。

在維也納打賞的一位美國婦人解釋，甚少看到亞洲人賣藝，而且這群少年人有活力，一掃雨天的鬱悶。另一位來自北京，在維也納讀書的青年說，華人社會一般對賣藝感覺不好，覺得像「行乞」，但在歐洲看到華人賣藝，又有一種親切感，他覺得「歐洲」有一種神奇的氛圍讓賣藝變得不再銅臭。

原來，路人並不介意賣藝者的「專業水平」，打賞的人不斷跟我解釋，他們不期望在街上看到超水準表演，反而珍惜從賣藝者身上看到的誠意和勇氣。龐一鳴之後解釋：「或許打賞者心想，『我年輕時就是缺了這種膽色，錯過了青春，現在我覺得這班後生仔夠膽，你好嘢，你夠薑，肯發夢！』」在旅程後期，我發現賣藝的精髓，不在技藝是否精湛，更重要是賣藝者傳遞的一種態度。

跟隨賣藝團之初，我以為最大的危險是「遇上警察」。不少歐洲大都市為了控制嘈音，衍生了發牌制度。一般來說，市中心規管最嚴格，因為遊人多打賞豐厚，賣藝者多往市中心聚集。的確，在維也納，我們的賣藝者遇到警察驅趕，但最多是被警告或抄下護照號碼，只要遷移賣藝地點便沒事。

反而在維也納我們遇上一件不愉快事件。話說龐一鳴設計了一個「換銀幣遊戲」。我們帶了一批香港兩圓硬幣到當地，原來這種「波浪型錢幣」在全世界頗罕有，龐建議團友向路人介紹這個香港特色，並嘗試以兩元港幣換成兩元歐羅（那時相等二十港元），多出來的錢是用來資助大夥兒賣藝遊的旅費。遊戲旨在鼓勵賣藝者多點接觸陌生人，但聽到這個遊戲規則，我充滿懷疑，市儈點想，若在旺角找人這樣換錢，一定被認定是騙子。但遊戲玩下來，又令我跌眼鏡，不少陌生人明知「蝕低」，也願意跟我們團友換錢。過程途中，大家深受感動，不是因為「賺到錢」，而是發現，很多人都選擇信任這班年輕人，支持他們賣藝的夢想。可是，當團友向一班內地遊客要求換銀，卻換來不體貎對待。這班內地遊客懷疑我們是騙子，他們說：「這種事在大陸我看得多了，你休想可以欺騙我。」被他們奚落的賣藝少女，卻是一位在內地生活多年的香港大學生，這位少女感到特別難過，淚灑當場。事後她形容：「這是中國人的一種悲哀，在內地被騙得多，出國到了歐洲，仍然沒法投入當地文化，把對世界的不信任帶在身邊。」

團體賣藝以外，每個參加者也要設計自己單人匹馬的「個人賣藝」，這才是真正考驗。沒有了群體的安全感，要單打獨鬥特別難捱，更要面對別人打賞比自己多的心理考驗。未開始個人賣藝時，我們攝制隊嘗試預測，那位參加者會獲得較多打賞。幾個小時下來，我們卻發現，當初以為會受歡迎的賣藝者收入卻欠佳，認為拍烏蠅的那些卻其門如市，原來賣藝很多不為外人道的竅門。

例如，我們以為「東方特色」在歐洲一定受歡迎，怎知也不一定。有一位叫雁怡的少女抬了數十磅重的古箏到歐洲，穿起小鳯仙裝，我們還猜她生意會不錯，怎知在第一站卻因為街上沒枱椅，她席地而坐，把古箏擱在腿上，整天動彈不得，數小時打賞只十歐羅（那時值約一百港元），算是少的一位。龐一鳴形容，她這種坐姿，不能和別人交流，有點像「躲在一角練琴」，甚至像「行乞」。到下一點維也納，龐建議她把琴擱在花槽上，她可以優雅地站立彈奏，也戒掉了看樂譜，一邊彈奏一邊跟路人微笑。三個小時之後，她的打賞接近五十歐羅（約五百港元），銀幣塞滿整個袋子，成為了大嬴家。雁怡數錢的時候，發現自己變成「富婆」，眉開眼笑。

我們以為，懂得玩樂器的有優勢，卻沒想過，團裡最有音樂底子的一位女生，她的「專業」背景反而成為包袱。這位少女叫Rebecca在大學讀音樂，學習小提琴十年，參加過管弦樂隊演出，更將赴西班牙修讀音樂。在賣藝團尾聲，她仍未下定決定，是否要拉奏流行曲還是古典樂。我們旁觀者不明白她的煩惱，還覺得她諸多藉口。她解釋：「來到歐洲拉小提琴好大壓力，這裡的人對西洋樂是專家，我更加唔敢拉古典樂。」

這女孩堅持拉小提琴必須看樂譜，但因為沒帶譜架，整天蹲坐地上拉，眼睛死盯地上樂譜，彷如在一角自個兒在練琴。龐一鳴在旅程中用了三星期時間，誘導她放棄樂譜。糾纏許久，龐一鳴最後個突擊，在她演奏期間，搶走她的樂譜。Rebecca被逼從記憶中演奏，奇跡卻出現了。她能站着演奏，可以跟路人微笑，打賞也變多。這女孩後來解釋，多年音樂訓練令她對音準和技巧非常執著，一旦放棄樂譜便擔心會出錯。事後她坦承，感謝一鳴強逼她放棄樂譜：「學了十多年音樂，我透過不斷考試來得到肯定，失去了感受演出時快樂的原始能力。我太過在意究竟我的同學或老師，會怎樣評價我的演出。到放開樂譜一刻，我才感覺到當下和觀眾的互動，重拾對音樂的樂趣。」她解釋時，豆大眼淚從她額邊流下。

我忽然明白，港式音樂學習給她加諸的枷鎖有多重。我想到，無數香港孩子，每天被父母強逼練琴和參加音樂考試。這些孩子到最後，能彈奏出各種名師作品，卻沒法子駕馭音樂，不敢離經叛道地創作。香港孩子是被訓練去「學音樂」，卻沒懂得「玩音樂」，似乎倒過來被「音樂玩」。

那成功的賣藝是一回甚麼事呢？依我多天觀察，並訪問了在當地賣藝多年的資深表演者，我發現，街頭賣藝是一種「態度」，我們首先需要確信街道是屬於大眾的，這個「大眾」不只是當地人，還包括外國來的人。在自由行塞滿香港街道的時候，這想法實在太諷刺了。但關鍵是，賣藝者並不是一般只花錢購物的旅客，而是懂得珍惜公共空間的人，大家演出時會遵守一些潛規則，例如不會製造過多嘈音（一般發聲賣藝演出，以兩小時為限就需要移動），不會爭奪地盤而面紅耳赤（以互諒互讓態度找賣藝地點）。但我們這班香港來的賣藝者，似乎不習慣在街上自處，連進佔街道也有點膽怯。或者香港的街道，教曉了我們只能做過路人或者消費者，即使參加社運去抗爭也要跟大隊，當只有一個人在異國的時候，我們膽怯，不敢表達自己。

香港人最愛談錢。吊詭是，雖然賣藝者希望得到金錢打賞，但只一心拿錢的賣藝者並不會成功，相反，真心喜歡並享受自己演出的人，才會得到打賞。可以說，賣藝雖然是以「錢」作為一種媒介，卻不是以「錢」作為動力。能夠有力量連繫賣藝者與觀眾的渠道是一種無形的，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和喜樂。賣藝者必須享受自己的演出才能感染圍觀者。這種「享受」是沒法子偽裝的，稍一不慎就會露出馬腳。

要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表現出自我，並感到舒泰自在，這種心理狀態，說實在，在華人社會長大的孩子要實踐有一定難度。我們時時刻好像被老師家長去監視督促，自己挑剔自己的百般不是。我們團裡看到的情況是，香港的青年不是沒有技藝，難以改變的反而是心態。我們的青少年會花心思去準備外在的包裝，例如設計裝束或道具，但要打破無形的拘緊，培養一種跟陌人溝通的開放態度仍然困難重重。我看到，有些少年人未搞清楚自己對甚麼有興趣，有些人沒法對自己充滿信心，有些人跟陌生人交流感到虛怯。說到底，我們似乎失去一種由衷感到快樂的能力。

賣藝的精神，在於我們能否在一個陌生的城市放開懷抱，漠視路人敵視或輕視的眼光，把真我表現出來，並由衷地散發心底裡的快樂。其實，賣藝賣的不是甚麼「技藝」。若把賣藝視為「買與賣」的關係，就只是一個商業社會裡的「攤販」。似乎，在華人社會長大，最困難的是學習一種坦誠地與陌生人溝通，而又不建基於買與賣的相處方式，與陌生人之間能夠有一種平等快樂的關係。所謂說則容易做起來則困難，終於在旅程的後期，某天下午，我在布拉格古城，開展了人生第一次賣藝，體會了賣藝的百般滋味。（未完待續）

l 《一班人去賣藝》紀錄片共七集，港台電視31播出

相片：譚蕙芸、黃嘉褀、《一打人去賣藝》facebook

刊於2015年5月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