［同路人］

我的同事區家麟，幾個月前忽然煞有介事召我入他的辦公室，神色凝重。我嚇一跳，跟他一起工作幾年，天掉下來他當被子蓋，甚麼事他會這麼緊張？

我站在他那個背面大窗可以看到大埔慈山慈觀音象的房間裡，他的房間如其人，不花巧，只有少量綠色植物，一些從遙遠國度帶回來的原木紀念品，滿櫃子的書，他好像從不拉窗簾，一年四季永遠不開冷氣，只開窗通風。

他從寫字枱上抑起頭來，眉頭深鎖着說：「我想跟你說，你一定要出書。」

我噗哧地笑了出來，心想，這麼短的一句句子，幹嗎在走廊不說，為甚麼不用電腦短訊交待，要面見交待？我還以為他要告訴我關於他又或者辦公室裡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區家麟就是這樣，表面上很冷靜，生活小節他從不上心，只關心社會上的事，關心記者可以紀錄真相的事。他以前跟我說，辭去電視台工作去讀博士學位，不是為前途或生計，一心只想研究一個課題，一個關於傳媒機構如何審查的命題，他做了，也把成果出了書。

我看到他出書的樣子，幾年前，我和他一起帶遊學團去布拉格，他去到那裡也抱着電腦，連坐長途車從捷克到德國，搖搖晃晃的車子裡，他也是抱着電腦，他說要出一本書，要把他寫完，那就是後來的《二十度陰影下的自由》。

關於出書，他經驗比我豐富，他好像先行者，我只能跌跌碰碰地跟隨。

說回那個大背光的房間，他說完那句叫我出書的話之後，我有點佻皮地顧左右而言他，反問他：「你也寫了很多反修例的文章，夠出書了，幹嗎你不出？」他又一貫地欲言又止，推說會和別人合輯：「我唔同，你果系列的文章，完整好多。」

是嗎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者當局者迷，在反修例運動前線採訪的記者何其多，特別是攝影記者，要有多優秀有多優秀，我經常處於一種自我懷疑。

自九月已有人提議叫我出書，那時運動才剛開始。後來不少前輩也以這種區家麟口吻勸喻：「蕙芸你要不要出書？快一點出！」他們的語氣好像是，遲一點，書就會出不了；但那邊廂，運動還在發展，一場沒有臉孔沒有大台的運動，誰敢說，自己的紀錄是權威？

更多時候是，採訪的時間已把我的生命最後一滴精力榨乾了，「出書的事，遲一點再說吧。」我完全沒有多餘精力去想這件事。

說回區家麟，他應該是在我採訪反修例運動中，其中一個相當了解我的人。我們不時在現場碰面，他素服一道，從不穿反光衣走在前線，走在和理非之中，通常我們遇見，在開打之前。我們交換了一兩句，互相訕笑一下。

更多時候，是大戰翌日或當日，我們回中大一起講課，我總是唉聲嘆氣，談一點在前線看到的事，他有時會建議我要寫甚麼題目。好像十一月警察把催淚彈射入維園，整日有太多事發生，他一槌定音：「維園值得寫！」就這樣，我才回家去毃鍵盤。

對於一個孤獨的採訪者，思緒難免混亂，多幾個腦袋幫手清晰地建議一下，十分重要。

在警察攻入中大那一夜，我全身中了藍水回到辦公室，洗身寫完文章小休，天剛亮，從房間走出來，我第一個碰到就是區家麟，他枱面擺了一堆杯麵餅乾，慷慨讓我拿去充饑，我們你眼望我眼，沒有甚麼對話，我跟他說要買甚麼物資，他也苦惱如何去做，車子全塞了，要爬山才可以出進出。但11月13號那個早上，中大山頂我們交換的眼神，勝過萬語千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