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，朋友區家麟知道我去古巴，叫我要去一趟唐人街，他形容「那是我見過最『詭異』」的唐人街。」當我到達時，也為之震撼。建築物殘破，剩下的「唐人」都是七老八十，少於一百人。
抵埗前，看了紀錄片《古巴花旦》，略知古巴華僑社群故事，親身前往，又衍生出更多問號。我在唐人街一間社區中心找到86歲的古巴花旦何秋蘭。這個空間，所有符號都讓人感到時空錯亂。社區中心門牌是「洪門民治黨」，內裏貼出海報，指此黨有130年歷史，和「三合會」同門。我見到「三合會」嚇了一跳，查一下資料，原來，洪門是反清復明地下組織，清朝時支援海外華僑，後來在美國華埠變成黑幫，在香港是人人熟知的黑社會組織。美國攝影師劉博智在古巴洪門分部找到神秘小簿，內有「洪門兄弟」、「龍頭棍」、「暗語」。
洪門今日在古巴是支援老人福利的團體。何秋蘭唱大戲的照片貼在壁報板上，大樓內也見關公像，旁邊又展示了習近平主席照片。
一時間，清朝的、民國的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在這小小的古巴房子裏交錯。古巴花旦何秋蘭和拍檔黃美玉近年兩次回廣東，被報章形容為「尋根」、「回鄉之旅」，對身世複雜的古巴老人，國族身分認同是怎樣？肯定不是那麼簡單。
對紀錄片迴響不太知情
讀研究院時，我跟隨中大新傳學院馬傑偉教授做關於文化身分認同研究。帶着一些圖片，如國旗、解放軍、萬里長城等，給不同人做訪問。我們發現，軟性文化符號如萬里長城、中國戲曲，相比政治符號如國旗和解放軍，更易討好人。古巴花旦的故事正是以「文化中國」為切入點，讓不同人用不同眼光，閱讀出心中某些情懷。
古巴唐人街的黃金歲月，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前。據歷史學家雷競璇指，1940年左右，古巴有數萬華人，做雜貨、洗衣、餐館工作。那時候，古巴在政治經濟上被美國控制，是美國人的「銷金窩」和「後花園」。古巴華僑主要是四邑人（廣東族群），他們在華區設立中文學校、中文報紙、中文戲院，粵劇戲班。 出生在1931的何秋蘭，少女歲月撞正這段黃金時代。
何秋蘭沒有華人血統，白人父親在她出生不久病逝，母女流落街頭，先後被兩名開平男性養父收留。第一名姓何，替她取名；第二名叫方標。方標把他對粵曲喜愛傳授給養女。何秋蘭少女時期隨戲班每星期登台幾次，逾千座位戲院全滿，亦曾到古巴其他城市巡迴演出，何秋蘭懂得講開平話並寫粵語字。拍檔黃美玉雖有華人血統，沒有學習寫中文字，只懂以拼音死記戲曲歌詞。
我在古巴唐人街找到何秋蘭和黃美玉，兩人已86歲及88歲。她們對於《古巴花旦》一戲在香港上畫不太知情，似乎有很多傳媒訪問她們，她們搞不清。我說港式廣東話，和她們舊式開平話勉強可溝通。幸好我小時聽過祖母說新會話，聽得懂「囡」是女兒意思；「渠」即是「佢」。何秋蘭會以四邑話混合廣東話使用，會說「白斬雞」、「臘腸」、「水餃」等字眼。不過，平日兩位花旦溝通還是用回西班牙話。她們帶同孫兒和我到中餐館吃飯，點了蒸魚、餃子、鐵板牛肉、炒飯，花旦用筷子無難度，黃美玉孫女只能用刀叉，何秋蘭孫兒懂得用筷子。
不懂孫兒的「中文」
孫兒們皮膚黝黑，和古巴黑人長相無異，相比下，何秋蘭廿五孫歲兒Yamil（中文名方英唱）較願意學習「中國文化」，近年外婆重演折子戲，他負責打鑼鼓，他用英語說：「我正在學習中文，快要去北京交流」。他帶我到「中文學校」，那是「哈瓦那大學孔子學院」，位處唐人街地下一新裝修單位，門面光鮮，前身是4層高的唐人街酒樓太平洋酒店。
對於孫兒肯學習中文，何秋蘭感安慰，卻有點無奈，因為她不會聽這種「中文」（普通話）。我跟何秋蘭說：「佢學緊中文，但你唔識聽？」何秋蘭答：「係，我唔識聽佢個話。」Yamil承認，外婆說的中文，孔子學院的老師不會教。兩婆孫掌握的「中文」出現了落差。何秋蘭那種「鄉愁」，和孔子學院在海外推廣的「中華文化」，明顯有點距離。相比孫兒的隔閡，我這個香港來客，瞬間就可以跟老婦人溝通。只要一開口，唱幾句香港人家喻戶曉的粵曲或民間小調《帝女花》、《萬惡淫為首》，何秋蘭立刻喜孜孜合唱。談起關德興黃飛鴻，大家眼睛都亮起來。忽然，何秋蘭以標準廣東話背誦戲曲對白：「乖女，你嫁着啲咁嘅窮鬼，真係前世唔修囉！」聽到如此生鬼廣東話，讓我感受到老香港情懷。
窮和遺民
何秋蘭現時生活拮据，她和孫兒居住的房子只有百呎，破落如劏房。她年輕時曾於醫院工作、在酒樓做收銀、在中文報紙執字粒，退休金每月10美元，還要支持家人。幾年前她家裏未能負擔電話，近年買了一個中國製雪櫃也要供款多年，平日只能在老人中心吃免費飯，菜式是黑豆湯混白飯。吃平日甚少機會吃中國菜，也是我們邀請才可大快朵頤。有心人從海外帶來物資，我也送上利市聊表心意。
紀錄片《古巴花旦》裏，對於華人群體衰落描述不多。戲裏還引述了花旦對革命領袖卡斯特羅的讚賞。1959年古巴革命後，原來幾萬華人社區幾乎消失，沒有人有怨言？
非也。香港電台2016年《華人移民史 — — 闖拉美》紀錄片裏，雷競璇訪問老華僑，道出對古巴革命直白的感受。 一位女華僑曹趁金說，私人店舖被收歸國有，「鬍鬚佬（卡斯特羅）來了後，一世搵埋嘅錢就送畀佢，好傷心」。一位老人潘松年說，沒想過被清算財產，形容老來如同「墮落古巴」。古巴當地人和我一起探訪，之後形容：「她們居住環境惡劣，我覺得不忍。不過古巴這種窮人大有人在。」古巴實行社會主義，沒門路拿物資的話，生活艱苦。何秋蘭有一天拿着錢，想買幾塊豬膶，行了好幾個街市才找到。孫兒知道有門路買便宜米，一天身水身汗揹了一包米回家，那包米足足重達一百斤。
有人問，祖國有沒有大力支持這批華僑生活？的確，蘇聯解體後，古巴陷入經濟困難，與中國展開交往，例如輸入中國製巴士。今日古巴唯一中文報轉載新華社稿子，頭版報道中古兩國友誼，一帶一路政策。但因古巴華僑圈子萎縮，被統戰力度不及其他華埠。除了大時大節慶祝活動讓華僑吃一餐飯，沒有哪國政府會特別關心這批老人，他們如同「孤懸海外」的遺民。
秋蘭、美玉的「中國人」故事
諷刺的是，何秋蘭的家，牆上掛了一幅錦旗，江門市幹部送贈，上書：「身在他鄉，心懷祖國。」究竟古巴華僑背負的「祖國情懷」是什麼？港台古巴華人移民紀錄片在YouTube引爆兩種意見，有人留言：「古巴華人的是廣東文化，唔係中國文化」。也有人反駁，「廣東人就是中國人，也是中國文化。」
我親身到訪，觀察過兩位老婦生活後，覺得這種爭拗十分無謂。對於何黃二人，她們關心的是每天夠不夠錢吃飯，兒孫生活如何解決，遠在千里外的民族認同之爭超出她們的認知。硬把她們套進一種「中國人」故事裏，顯得不近人情，更有消費她們經歷之嫌。
何秋蘭和黃美玉，2011年和2013年回到廣東，何秋蘭找到養父方標祖先墓地，懂得買些金銀衣紙拜祭，這些民間習俗她有記憶，她們對開平生活方式流露親切感，至於是否「中國人」則是太過抽象的概念。有傳媒把她們放進「落葉歸根」、「鄉愁」、「鄉情」等說法，似乎把情景簡化。《古巴花旦》監製羅卡說：「有報道形容這是她們的『尋根之旅』，未免只是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看，她們文化的根畢竟是在古巴，『回鄉』、『訪舊』毋寧只是還她們的一個心願。」
拉着我手：幾時再來？
我這個香港來的陌生人，和兩位婦人連結的紐帶是一種嶺南舊日流行文化的共同記憶，那種收睇過粵語殘片，看過新馬仔、關德興才擁有的集體記憶。古巴花旦們給我的親切感，距離今日廣東文化有段距離，一般香港年輕人也未必產生共鳴。什麼「香港人」、「中國人」，此刻變成抽象和虛無。離去前，兩位花旦拉着我的手問我「幾時再來」，我一時感觸，只是基於對老婦人身世的難過，不是一種什麼「血濃於水」的民族情感。
文//譚蕙芸
圖//譚蕙芸、區家麟
編輯// 何敏慧
原刊於２０１８年７月８日明報星期日生活
